米乐 M6楚文化源远流长、遗产荟萃，是荆州最有价值、最有时代感、最具核心竞争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优势资源。

　　荆州博物馆馆员刘玮和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张卫平，从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的角度证实，两千多年前的楚国，酿酒技艺独树一帜，且种类繁多。

　　从酿酒原料到储酒器皿，从饮酒器具到宴饮游戏器具，楚地拥有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楚酒文化遗存，楚酒文化遗产成为荆州文化遗产中最具特色的内容。

　　通过对大量的文物和史料研究，刘玮和和张卫平惊奇地发现，红酒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楚人就酿制红酒。

　　古人制酒大都以主食为原料，经过发酵而去其糟后必须过滤。周朝时期，楚国在各诸侯国中酿酒技艺独树一帜，非常精湛，品种比较多，主要有茅香酒、醴酒、瑶浆、琼浆等。

　　楚国酒品中，最具特色的是茅香酒，即用一种茅香草过滤而成。“楚人用青茅过滤的方法酿酒，不但能使酒液清澄纯净，还能让酒液在过滤时带上青茅的特殊芳香气味。”张卫平在研究成果中阐释。

　　“楚国既有浓度较高的酒，也有浓度较低的酒；既有红酒，也有白酒；既有经过过滤的，也有未经过滤的。”张卫平告诉极目新闻记者。

　　彩绘陶缶，西汉初至汉高后五年十一月庚午日（公元前2世纪初至前184年12月26日），口径13.2厘米、腹径29.1厘米、底径11.6厘米、通高31.6厘米，2007年荆州谢家桥1号墓出土

　　由于“苞茅缩酒”是楚国重要的祭祀仪式，所以管仲率诸侯之师伐楚时，“问罪”的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贡奉苞茅，使得周天子不能缩酒祭祀。

　　楚人所酿造的酒，是根据人们对酒所需的不同场合和口味而制成的。张卫平梳理大量文献记载发现，楚人以酿造和饮用低度的酒为主。

　　楚国并非只有茅香酒，还有更为丰富的酒品。据《楚辞·招魂》《楚辞·大招》记载，楚人制造的酒有低度红酒瑶浆酒、低度酒桂酒、椒酒，以及酒精度较高的烈酒——楚沥。其中，烈酒是经多次酿造而成的酒。《楚辞·大招》中就有“四酎并熟”一语，这“四酎”就是指多重酿造法。

　　“鲁酒薄而邯郸围”的典故表明，楚国已将酒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层面。据战国时期的《庄子·胠箧》记载，楚宣王会见诸侯时，因鲁国恭公后到，并且送来的酒很淡薄，“楚宣王甚怒”。

　　张卫平说，从此故事可以看出，两千多年前，酒曾是楚国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场由楚国发动的战争，是古今中外唯一因酒而引发的战争。

　　楚酒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春秋战国的饮酒歃盟说明，楚国君王将酒的政治社会功能运用得炉火纯青。

　　张卫平研究发现，酒还成为帝王笼络人心、剪除异己的工具，更是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法宝”。楚庄王的“绝缨宴”，项羽的“鸿门宴”，刘邦的“还乡宴”，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龙凤纹铜樽，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至3世纪），通高16.5厘米，2005年荆州黄山617号墓出土

　　刘玮结合已发掘的楚墓得出结论，一些大中小型墓葬中都随葬有盛酒各饮酒的器具，足见上至楚国高等贵族，下至楚国一般人士无不以饮酒为乐。

　　考古发掘与研究证实，从楚墓中发现的酒器在饮食器皿中的比例远远高于列国墓中所见。楚地拥有大量的、极其丰富和珍贵的酒器遗存，用实物证明了荆楚地区古老的酿酒历史。

　　蟠蛇纹漆卮，战国（公元前5至3世纪），口径11厘米、底径10.8厘米、通高20.9厘米，荆州雨台山471号墓出土

　　酒器的材质主要有金、银、铜、漆木、葫芦，陶，品种则涵盖了壶、钫、罐、卮、缶、瓒、罍、盉、樽、杯、盒、勺、斗等。

　　目前，考古发掘中还没有发现楚国的酿酒器物。1981年，考古人员在楚系墓葬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中，出土过一件青铜铸造的三角形漏斗，是用来过滤酒的器具。

　　漆具盒，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长64.2厘米、宽24厘米、高28.6厘米，荆州天星观2号墓出土

　　在楚国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非常有文化特色的盛酒器，有壶、钫、罐、卮、缶、瓒、罍、盉等，漆樽，在楚墓当中尤为多见。

　　三鱼纹漆耳杯，西汉初至汉文帝前元十三年五月庚辰日（公元前2世纪初至前167年），口长径21厘米、连耳宽15.5厘米、高6厘米，荆州凤凰山168号墓出土

　　铜椑，秦代至汉初（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长29.5厘米、宽9厘米、通高32.5厘米，2008年荆州谢家桥74号墓出土

　　除了漆木酒器外，在楚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酒器。在荆州出土了大量的饮酒器，从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尊，到战国和秦汉时期大量的漆木酒器，应有尽有。

　　铜钫，西汉初至汉高后五年十一月庚午日（公元前2世纪初至前184年12月26日），口边长10.4厘米、腹宽22.1厘米、通高43.6厘米，2007年荆州谢家桥1号墓出土

　　刘玮介绍，近年来，考古学家先后出土了2400多件套漆木酒器。其中，楚汉漆耳酒杯就多达1600多件，其造型之别致，色彩之华丽，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