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剑：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出现于西周。剑一般由剑身（有血槽）和剑把两部分组成，并配有鞘。史学上所称的玉具剑是指摽、首、格、剑鼻四处皆佩玉的剑。
鼎是礼乐重器。提起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权和社稷，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制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十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等。
2．鼓：打击乐器。由于商周时期的鼓绝大部分是木质的（难以保存），所以青铜鼓为数甚少。米乐M6 M6米乐
6．觥：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称“觥”是约定俗成。出现于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水器可分为盛水器和注水器，主要包括盘、匜、盂、缶、罎、瓿、洗等。最常见的是盘和匜。在西周中叶以前，盘不是与匜相配而是同有管状流的盉相配合，西周晚期才被匜所取代。鉴也是重要的水器之一，或者无耳，或有两耳、四耳。它是一种大盆，通常有三种用处：一是盛水用以洗浴；二是贮水籍以照面；三是用来装冰，即《周礼》所说的冰鉴。鉴这个字解作镜子、光照、审查，即源于此。
“爵”，是奴隶主贵族宴饮时使用的酒具，如同现代的酒杯一样。爵的名称是宋代人定的，取雀的形状和雀的鸣叫之意。
爵的常见形制为深腹、圆底、三尖足、前有流、后有尾，侧面有把手，口沿上有的分立两柱。至于长流和尾的造型，主要在使其平衡又对称美观。爵的整体造型舒展空灵，如同凌空飞翔的麻雀，反映了匠师的巧思。
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
司母戊鼎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鼎，通高133厘米，重875千克，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
1．爵：用于饮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爵的一般形制为：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部为杯形，腹侧有鋬，下配三足。流与杯口之间有柱（柱可能为过滤之用）。
2．角：饮酒器。无柱、流，两端皆是尾。角同爵的容量比为四比一。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角当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二里头文化期的异形管流角。
3．尊：高体，大型或中型容酒器。按其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
4．簋：盛放煮熟的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以偶数为多。
5．敦：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
2．豆：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豆也属于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对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
3．甗：蒸饭器，全器分成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古称“甑”；为鬲，用以煮水，中间有孔通气。青铜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为突出。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本章摘要：人类文化通常分为三个层次，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这些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往往寄寓在器物之中，通过器物来反映。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见；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信手拈来，都是文化。中国器物文化主要包括青铜器、陶器、玉器等。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在世界上享有盛名。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因颜色青灰色而得名。青铜器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被制造出来，之后经历了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辉煌灿烂的青铜时代。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直至鼎盛的辉煌期。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中国的青铜器是古代文明的标志，对国内外旅游者有着较强的吸引力。
纹饰如衣。对于青铜器来说，纹饰既能勾勒轮廓，又能起到装点作用，使器物夺目、华美；对于史学家来说，青铜纹饰所带有的史料价值则远远超过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它所反映的是古代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与宗教情况，是中国古文明的再版。据考证，最早的青铜纹饰始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为实心的连珠纹，但这种变形的线条纹饰在青铜纹饰中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动物纹才是其根本。
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制品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的青铜刀，装饰较少，反映出远古先民纯朴的审美意识。夏代的青铜器中已经有了象征身份等级的礼器，与礼制的政治制度相呼应。商代青铜器发展到鼎盛，器物之大令后人惊叹，花纹繁缛精致，并有一些神秘主义的色彩。西周时期青铜器与礼制的结合更加紧密，冶铸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长篇铭文，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春秋战国时青铜器一改过去的设计，风格纤巧、清新，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制作工艺，极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秦代以后，礼器比重大减，钱币、度量衡和铜镜经过更新、创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青铜器的主流，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青铜器铸造技艺一直保持着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
铜镜是古代照面的用具，一般呈圆形，下面磨砺光洁，背面有纽可穿系。中国和西亚两地铜镜出土最早，但有一定差异，中国的铜镜无柄，背部有纽；西亚的则有柄无纽。我国铜镜的盛行期为战国秦汉和隋唐时期。中国铜镜起源较早，被确认最早的三件铜镜属距今四千年的齐家文化。夏、商、西周早期也有铜镜发现，随后西周春秋时期的铜镜得以确认。这时期的铜镜都是圆形的，背面有很窄的钮，并有几何形或鸟兽形装饰。战国两汉时期，铜镜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富有特色的一种艺术品。此时的铜镜背面常有各种不同的铸塑装饰物如虎、龙等，还有的铜镜铸有篆书阳文等。唐代是铜镜制作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平脱镜、螺钮镜、金背镜、银背镜屡有发现，纹饰题材丰富多彩，制作水准极高，一些保存较好的唐镜仍能光洁如初，唐以后铜镜制作开始走下坡路，至五代北宋基本上见不到铜镜流传了。
6．鬲：为炊粥器，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按照用途酒器还可再分为饮酒器、盛酒器、提取酒和放置酒器的器皿，统称为酒器。主要包括爵、角、斝、觚、觯、尊、兕觥、卣、盉、方彝、罍、壶、瓒（勺）、樽、耳杯、禁等。
虎食人卣的造型取材于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卣的三足，虎前爪抱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啖食人首。
关于虎食人卣的装饰功能有五种：一是表现统治者的专横残暴，以此造型威吓奴隶。虎是奴隶主阶级的象征，人是奴隶的代表；二是将关系看作人借助动物的力量沟通天地；三是象征人的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统一，以便获得动物的保护；四是虎食人实际反映了“虎食鬼”的神话，即以威猛的虎驱逐恶鬼，取避邪之用；五是虎代表自然界，象征人对自然的恐惧，但又必须附着自然，表现人性的软弱。
车马器是指马车上的附件，主要有軎、辖、毂饰、轴饰、辕首饰、衡饰、銮铃、踵饰、舆饰、衔、镳、轭饰、当卢、马冠、铜泡、节约等十数种。
农具包括犁铧、铲、镢、锄、镰、锛；工具包括斧、凿、刻镂刀、削、锉、锥、钻、钓钩等。
2．锛：开垦土地的农具。青铜锛不仅用于农业，而且也是平土的主要工具。古代没有刨子，要使木料平整不是用刨，而是用锛。
青铜器集造型、雕塑、绘画等多种艺术之成，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是中国文物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精华。
青铜器种类很多，名目繁杂，将这些器物按照一定的方法归纳成若干大类。青铜器的分类方法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类：
食器可再细分为炊煮器、盛食器和取食器。主要包括鼎、鬲、甗、簋、簠、盨、敦、豆、匕等。
3．斧：砍伐工具。斧同锛的区别在于：安柄的方式不同，斧柄线同刃口线平行，锛刃口线同柄线垂直；刃的区别，斧为双面刃，锛为单面刃（偏刃）；磨石痕不同，斧斜向，锛垂直方向。
5．耒：是用于翻耕、开沟渠的原始农器，青铜耒是从木耒发展而来的。由于木耒在当时被大量使用，所以青铜耒的数量相对较少，目前仅有一件。米乐M6 M6米乐
簋，是古代用来盛放稻、黍、稠等食物的食器，相当于现在的饭碗。古代的人们在宴饮时是席地而坐的，放在席上，所以簋的圈足下面多附有三(四)足或座。在商周时期，簋是很重要的礼器，在祭礼时与鼎配合使用，一般是四簋五鼎，六簋七鼎，八簋九鼎相配，象征身份地位的高低。簋的基本形状为圆腹，圈足、侈口、两耳或四耳，耳部或作小兽状、或作鸟状，或有垂环，变化较多。
除了上述这几大类型的青铜器之外，还有一些普通的青铜制生活用具，包括部分宗教礼仪性质的用品，如灯、炉、熏炉、杖首、梳、笄、线盒、带钩、金铫、熏器、滤斗、建筑饰件等。这类器物主要出现在战国以后，与青铜器功能发生变化有关。带钩、玺印、货币数量多，也有特色。三峡库区出土的摇钱树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器物。
1．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延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多的器皿。作为礼器，鼎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一言九鼎”、“三足鼎立”等成语也说明了它的巨大影响。古代社会对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也有用一鼎的。
铜尊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是一种饮酒用具。这件四羊方尊是我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34千克，加上它独一无二的造型，成为中国文物精品之宝库。
四羊方尊的造型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可谓巧夺天工。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4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才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爵盛行于商代，并与觚等其他酒器配合使用，西周早期以后走向绝迹，这大概与周武王吸取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有关。本品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期的青铜酒器之一，从它身上我们仿佛能感觉到先人饮酒时的酣畅，确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共有两件。后来都流入国外，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